非法集资在刑法意义上是如何定性的？深圳非法集资律师来讲讲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尤其是某些集资人将“高息揽储”的集资款用于“炒房”、“炒股”、“高利放贷”等纯粹的金融投机行为，同时又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应当作为犯罪处理。因此，本文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赞同“限制适用论”的观点。深圳非法集资律师来带您了解相关情况。

　　但持“限制适用论”的学者通常就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罪名本身进行研究，并没能探讨该罪适用方式的深层次原因。本文认为，之所以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适用加以限制，其根源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直接原因在于刑法谦抑性原则的要求。所谓刑法的谦抑性原则，是指在其他法律规范都不能有效调整的前提下，才能考虑动用刑法。因此“把这种关系的性质称为刑法的第二性质或者补充性质”。刑法的谦抑性源于刑事制裁措施的极其严厉性。

　　因此，遵行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就必然要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刑法的适用效果”两个方面。所谓“刑法不强人所难”，当一个人的行为虽然造成了严重的客观危害后果，但其主观恶性较低时，是否适用刑罚惩罚就应保持慎重。

　　同时刑法不是一种良好的道德教化工具，“在与犯罪作斗争中，刑罚既非唯一的，也非最安全的措施。对刑罚的效能必须批判性地进行评估”。当用刑法加以制裁后，仍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时，刑法就应当谦抑，所谓“刑法不理会二三事”正是此意。

　　具体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运用上，以下两个因素是必须要考虑的：一者，中小企业获得资金的可行途径。从应然层面看，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的资金可以从金融机构进行贷款，国家也为此出台了多项措施进行大力扶持。但实际现状是：由于金融机构门槛高、服务不到位，对中小企业运作风险的担忧等，中小企业很难获得及时、有效的贷款。

　　据统计，“我国民营企业约80％的资金需求源于自我积累和民间融资，缺乏贷款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通过吸收公众存款的方法来进行融资实多有“难言之隐”。由此可见，现实中多数吸收公众存款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并不大。二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打击效果。

　　我国近年来加大了对非法集资的惩处力度，出台了一系列打击非法集资的法律文件，“吴英集资诈骗案”、“曾成杰集资诈骗案”的判处更是表明了国家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从严打击态度。尽管如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却屡禁不止。

　　据统计“近几年，全国公安机关年均立案非法集资案件2300多起，案件一般占同期经济犯罪案件总数的5％以下，但涉案金额占同期经济犯罪案件10％以上，最高达16％”。这实际上就反映了我国当下对民间融资具有强烈的需求，通过刑法的高压手段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与其堵不如疏，加大对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借贷扶持，拓展并规范现有的融资方式，比之单纯的刑事制裁会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从上述两点可知，许多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与我国当下的社会国情有关，将该类行为认定为犯罪应保持足够的谨慎，此为刑法谦抑性原则的内在要求。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在经济调控中的应然角色转变。

　　政府和市场处于何种关系，是经济发展中必须要妥善解决的问题。就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种，即“强市场——弱政府、强市场——强政府、弱市场——强政府、弱市场——弱政府”。自20世纪70年代起，主要的西方国家都进行了行政改革，包括“美国的‘重塑政府’改革、英国和新西兰的‘执行局化’改革、日本被列为六大改革之首的‘桥本行事’”。

　　深圳非法集资律师发现，改革的核心就是要重新确立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功能定位，而这种定位又受制于政府与市场博弈过程的影响。对于中国政府而言，西方社会的经济发展过程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也为我国当前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定位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