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课堂：盐田区律师来讲讲被拐卖妇女的同意是否属无效承诺

　　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均不能成为买卖的对象。这对于现代文明社会而言应当是早已取得共识的问题。然而，由于复杂的社会原因，在中国偏远或不发达农村地区，事实上存在拐卖妇女的犯罪。司法实践中，对拐卖妇女罪的认定存在较大争议的问题是，在被拐卖妇女同意的情况下，行为人将其卖给他人为妻的，被害人的同意是否可以作为相对人“拐卖”行为的正当化事由？盐田区律师就来带您了解相关情况。

　　2008年9月，张某以1、9万元买了一名外籍妇女刘某后，二人预谋由刘某从国外物色妇女，之后卖出去赚钱。2009年刘某回国听陈某说想找对象，遂以到中国内地找对象为名带陈某偷越边境到河南某市，经张某托人寻找到买家王某，陈某被王某相中，并当场商定价格付给张某1、8万元，陈某也表示同意嫁给王某。王某付过钱后将陈某带走一起生活。2009年5月，张某和刘某被公安机关以涉嫌拐卖妇女罪为由抓捕归案。

　　本案的核心问题在于：人身权可否成为承诺买卖的对象？

　　所谓人身权，是指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的、与人身不可分离而又不直接具有财产内容的民事权利。人身权的主要法律特征之一就是不得买卖、转移、赠与或继承。我国《民法通则》第103条规定：“公民享有婚姻自主权，禁止买卖、包办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

　　《婚姻法》第3条也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因此，即便是以婚姻的名义实施的拐卖妇女行为，也违反了民法关于婚姻自由的禁止性规范。刑法第240条将“以出卖为目的，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的行为规定为“拐卖妇女罪”。

　　本罪的核心构成要件有二：一是行为人具有将妇女出卖给他人的目的；二是行为人实施了“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的行为之一。至于被拐卖妇女是否同意，并不影响本罪成立。这就意味着，无论是根据人身权的一般原理，还是依据民法和刑法的规定，被拐卖妇女本人也无权同意他人将自己卖给别人。

　　此外，《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第3条指出：在本议定书中：(a)“人口贩运”系指为剥削目的而通过暴力威胁或使用暴力手段，或通过其他形式的胁迫，通过诱拐、欺诈、欺骗、滥用权力或滥用脆弱境况，或通过收受酬金或利益取得对另一人有控制权的某人的同意等手段招募、运送、转移、窝藏或接收人员。(b）如果已使用本条（a）项所述任何手段，则人口贩运活动被害人对（a）项所述的预谋进行的剥削所表示的“同意”并不相干。

　　2009年12月26日第1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2次会议通过了加入该《补充议定书》的决议，因而该《补充议定书》确立地认定犯罪的原则当然对我国具有效力—既然该《补充议定书》否定了“人口贩运”（包括“拐卖人口”）行为中被害人同意的有效性，那么，在认定拐卖妇女罪时，即使存在被害人同意的事实，也不能排除相对行为人之“拐卖”行为的犯罪性。

　　不难得出结论：就案例2而言，不仅张某和刘某应当承担拐卖妇女罪的刑事责任，而且收买被拐卖妇女的陈某，也可能要承担“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的刑事责任。

　　在盐田区律师看来，发生认识错误的承诺是一个复杂问题，不同的错误承诺往往导致对相对行为人的行为定性产生重大差别。德国刑法学传统观点认为，“错误使同意一概无效，但是，只有单纯的动机性错误除外”。现在，德国刑法学上流行的观点认为：“只有当其导致出一种与法益有关的错误时，这就是说，当同意人对法益放弃的种类、范围或者危险性发生错误时，而不是当其错误仅仅与期待的回报有关时，才能使同意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