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律师事务所来讲讲被害人承诺与意思自治的关系

　　意思自治和自由决定了国家强制权力的有限存在。在政治层面上，民主社会中的法律强制性规则应当受道德伦理约束。法律强制性规则产生的根源是民主国家应该保护而非限制个人的意思自治和自由。深圳律师事务所就来带您了解相关情况。

　　在所谓“被害人”直接利益并没有受到侵害的情况下，国家进行干预必须同时考虑危害的程度和可能性，以及犯罪所涉及的相关行为的社会价值判断和国家干预公民自由的程度。在作为公法的刑法学立场来看待意思自治原则，其精神就是：国家应当尊重公民个人自决权，国家不能滥用刑罚权干涉公民个人权利与自由—即国家虽然有权将造成或者可能导致他人损害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但国家应当以最少的干预来确保最大的个人意思自治。

　　这是因为，“个人处理自身权益的自由”或许已足以抵消得到承诺而实施的犯罪行为的不法性。关于被害人承诺的这一法律特性，已经得到两大法系刑法学理论的赞同与推崇。德国刑法学上盛行的“自我答责”理论和英美刑法学上的“同意原则”，其实均是意思自治原则在刑法学中的体现。

　　虽然意思自治原则为被害人承诺前提下相对行为人实施的某些行为非犯罪化提供了理论根据，但是，个人并不能无限制地享有处分自身权利的自由而必须受到法律的制约。这一方面，典型的事例就是吸毒—虽然吸毒直接造成身体健康损害的只是吸毒者自己，但是，由于吸毒常常引发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甚至严重犯罪，因此，大多数国家刑法将其规定为犯罪，

　　即不允许个人以吸毒的方式处分自己的身体健康权。那么，个人究竟拥有多大的承诺权限？或者说哪些个人权利可以由个人自己处分？对此类问题，理论上仍然存在诸多分歧。但总体而言，两大法系刑法学理论似乎存在某种共识：就是认为，不仅公共利益不能作为承诺的对象，而且与公共利益有关的某些个人权益也不能作为承诺的对象—考虑到个人承担的社会责任，社会共同体禁止个人放弃自己的某些权益，禁止权利享有者自我毁灭。

　　德国刑法学一般认为，承诺只能涉及个人法益，且只有当承诺人仅仅是相关法益的主体时，此种承诺才是有效的。因此，被害人承诺在大多数针对个人的犯罪中具有合法化的效力，法秩序允许任何人根据自己的价值观选择做出自己的决定。但是，个人的生命不能成为个人承诺的对象；身体的完整性也不能在违反善良风俗的情况下成为承诺对象。

　　英美刑法学也认为：维持人类的生存乃是至高无上的规则，任何人同意施加于个人损害的权利都必须受到限制；同意杀人仍然被认为是谋杀罪（或者减少责任的非预谋杀人罪，典型者就是安乐死仍然被视为犯罪）；同意是否合法有效，取决于行为人之行为的社会效用。

　　前述有关被害人承诺的刑法思想，大体上也为中国刑法学和刑事司法实践所接受。

　　关于承诺在刑法学中的地位，德国刑法学界有不同观点。一种见解认为，针对被害人承诺情况下实施的法益损害，由于这种行为自始就不违反禁止侵害的禁令，因而属于阻却构成要件的事由。另一种见解认为，被害人承诺是一种特定的允许，在正当化事由意义上，这种允许个别地否定了法益损害的普遍禁令，因而阻却了其违法性。此外，还有学者认为，被害人承诺是一种独立的阻却无法的事由，即规范取消事由。

　　但是，由于中国刑法学的犯罪构成理论有别于德日刑法学的“三阶层”（构成要件该当、违法、有责）犯罪成立理论，其“四要件”（客体、客观方面、主体、主观方面）犯罪构成理论体系“既是形势判断又是实质判断，既是初始判断又是最终判断”，凡符合犯罪构成的行为就是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犯罪行为，因而当然具有违法性；反之，凡是不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就不属于犯罪，因而当然不存在违法性问题。

　　因此，深圳律师事务所了解到，中国刑法学研究被害人承诺的地位，一般将其作为一种超法规正当化事由，并不按照德日刑法学思路将其分为构成要件阻却或违法性阻却等来理解—由于中国刑法立法并无被害人承诺的总则性明确规定，司法审判中通常根据刑法理论关于被害人承诺的学说来处理案件，将被害人承诺作为超法规的正当化事由来理解。